何兆武：建国之前的大学有点像是独立王国

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，评职称，有个同事叫嚷：“我有一百万字。”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，你怎么论字数啊？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才几个字。

不敢乐观也不敢悲观

何兆武先生今年秋天就九十岁了。他的一些清华同仁现在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庆祝，“既能有所动作，又能让老先生接受”。这么说，是因为十年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曾要借他八十大寿之机，搞个何先生的学术研讨会，早晨去家里接人，却发现他早已锁门走了。

这次提到九十大寿，话未说完，他便摆手，笑眯眯道：不搞不搞。

某一次的访谈中，他曾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我做的都只是自己的兴趣而已，我希望淡化自己，边缘化自己。”

谈天时，他习惯双手抱着搪瓷杯子在胸前，头略抬起，眼睛向远处望着虚空，思索。即便沉默的时间里，嘴角依然上扬，微露牙齿，一副不变的笑模样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开腔：“哎，你知道，有这么一个事情？”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在西南联大读书七年，换了四个专业：土木、历史、中文、外文。旁人羡慕他在《上学记》里回忆的这段自由，他却说这是一大遗憾，“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规划，所以一生荒废了，做不出成绩”。

老先生自己以为“荒废了”的“一生”，包括任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、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的客座教授。历史研 究之外，他还从事哲学及思想史研究，并翻译西方经典著作，如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、帕斯卡尔的《思想录》、康德的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。

他曾以寥寥百字概括出中西史学思想的不同：“中西思想之区别在于西方走的是机械的、分析的道路，从原子（或个人）出发；中国走的是有机的、综合的道路，从‘场’（或集体）出发。故在西方，个人是目的，集体是手段；而在中国，则个人是工具，集体是目的。”

这样一个老人，常说的句子却是“我不懂”。

比如，“我不懂，现在有的小地方一贪污就是多少亿，他哪有这么多钱可贪？怎么这个贪污就整治不了？” 

语调温和敦厚，全无戾气，却是满腔担忧。